全球实行市场经济、弘扬企业家精神的经济体比比皆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为数不多，跻身发达经济体的更少，发达经济体之中也只有少数几个经济体（部分西欧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成功地实现了共同富裕。这些成功经济体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在市场经济及企业家精神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市场经济和企业家精神是创富的唯一通道，这已经被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所验证。成熟而完善的市场体系，特别是在法治环境下所营造的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是创富与造富的必要条件。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提出的“科斯定理”在制度层面论证了产权保护对创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全球实行市场经济、弘扬企业家精神的经济体比比皆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为数不多，成功跻身发达经济体的更少，发达经济体之中也只有几个经济体（部分西欧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成功地实现了共同富裕。
跨过以上三道坎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要在市场经济及企业家精神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打造一大批高附加值的就业机会。本文聚焦于在全球视野之下，观察打造高附加值工作就业机会（制造业为主）的几种主要范式和模式。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目前美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按照平价购买力计算达到8.5万美元，世界排名第九位。美国人口约3.3亿，是世界第三人口大国，也是人均GDP世界前十国家中的人口第一大国。从这一点上讲，美国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其在以下几方面有独特之处。
首先，基础研究的内功是在核心技术上实现系统突破的先决条件，也是从根本上解决卡脖子技术的一个基石。美国在基础研究上具有傲视全球的实力，诺贝尔奖得主数量作为基础研究水平对比指标之一可以说明这一点。从诺贝尔奖基础科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的得主看，截至2024年，美国独揽324位，占总获奖人数49.6%，其中2000年以后的获奖人数为115位，占比更是达到了59.6%。这反映了近年来其在基础研究实力和竞争力上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其次，面向未来，AI可能成为全球技术及商业进步的一个重要推手。美国在AI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研究实力，按图灵奖获奖者得奖时国籍统计，目前美国的获奖者有51位，占总获奖人数的66.2%。算力是AI大模型的推手之一，而芯片是支撑算力的基础硬件。在芯片设计和研发及市场领域，美国均保持领先地位。长期以来，美国有多家全球领先的芯片公司，包括英特尔、高通、AMD，以及近年来后来居上的英伟达。此外，在数据方面，美国有诸多在全球经营的跨国企业及平台性公司（例如谷歌、微软、亚马逊等），其海量、丰富、多元的数据也构成了美国发展AI领域的另一个优势。
第三，美国企业高度重视研发投入及产学研一体化的生态体系的建设。美国的企业研发投入世界领先，二战以来，美国研发绩效一直处于长期增长轨迹，2022年支出达8856亿美元，其中，商业部门占美国总研发支出78.2%，均居世界首位。美国具有实力强大的科研企业，从Nature Index根据科研成果对企业和学术机构的排名来看，美国科研企业最多，占总榜单的31.7%。在科研成果的转化及商业化方面，美国的产学研一体化生态体系的成熟及发达也是全球一骑绝尘的，孕育出了一众世界级的公司，其中不乏苹果和谷歌等全球头部企业。美国还拥有全球最多的独角兽企业，截至2024年10月8日，美国有676家独角兽公司，独占全球54.2%的份额。美国的创新创业生态为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经济上的迭代力量。
第四，美国的创新远远超过了科技创新本身，立体的全方位的创新是美国另一个特点，这包括经济理论、管理理念、商业模式创新、金融创新等。美国在经济理论的贡献，是有全球主导性的。目前，美国共有80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占总获奖人数的83.3%，其中自2000年以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49位，占同期总获奖人数（52位）的94.2%。众所周知，美国在管理学科的理论贡献也几乎是独占鳌头的。
美国还具有诸多商业模式上的创新，包括线上电商（Amazon）、电子支付（Paypal）、共享经济（Uber、Airbnb）、流媒体服务（Netflix）等。金融创投是创新创业息息相关的生态，这一方面美国不仅具有包括天使投资、PEVC在内的相对成熟而活跃的创投环境，而且还有发达、成熟、规范而深具前瞻性的金融市场和管理全球一半以上财富的资产管理公司，比如贝莱德（BlackRock）、摩根资产管理（JP Morgan Asset Management）、先锋领航（Vanguard）等，也为各类创新创业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五，美国经济及商业系统的开放和包容独步全球，也在“集天下英才为我所用”方面领先全球。白宫在2022年发表的一份《吸引人才并增强经济和竞争力的行动说明》中指出，“美国最大的优势之一是我们吸引全球人才以增强我们的经济和技术竞争力”。比如，2023年，美国营收最高的500家企业中，224家企业由新移民或其后代创立。其中有103家由外国出生的人直接创立，另有121家由移民子女创立。这些新移民创办的公司为美国和全球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2023年这224家公司创造了8.1万亿美元的收入。
第六，美国企业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与家族企业的结合。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的股权分散、管理权与所有权有效分离。健全的法制、信息充分披露及高度透明、监管及治理体系成熟，再加上历史悠久的管理教育所培养的一大批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才，以及发达完善的资本市场，使得美国诞生了一批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的开放及包容整体上远远超越家族企业及国有企业。例如，一批印裔人士成为多家美国知名企业的一把手，也得益于这些两权分立企业的存在。同样重要的是这些现代企业的发展及发达资本市场的组合，使得美国可以通过市场的力量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英伟达在以GPU架构主导的芯片设计上的成功就是一个经典案例。2024年6月18日，英伟达一度以3.34万亿美元的市值超越微软，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第七，纵观全球，目前为止，美国是唯一能够持续产生大风流创新的国家，比如最早的英特尔、微软、苹果，到后来的亚马逊、谷歌、Meta，以至现在的英伟达、特斯拉、OpenAI等。笔者所谓的“大风流创新”，是指具有引领式的、原创的、开辟新行业及新赛道的，在全球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与可复制性，并具有全球相关性及重大影响力的创新。通过大风流创新，这些公司做到了给员工世界级待遇的同时也给股东带来世界级的回报。
根据德意志银行的报告，2024年2月底，美国上市公司七大科技巨头（Magnificent 7：微软、苹果、英伟达、亚马逊、谷歌、Meta及特斯拉）以13.22万亿美元的总市值，与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英国和法国股票市场市值之总和相当（13.31万亿美元）。这些公司同时为员工提供了世界级报酬。例如，2024年财富“世界500大”榜单，按照利润排名，美国前五大最盈利公司及其员工中位数薪酬分别是：苹果公司约9.4万美元，伯克希尔哈撒韦约为7.6万美元，谷歌约为30.4万美元、微软约为19.4万美元，摩根大通约为9.6万美元。
整体来讲，作为世界第三人口大国，美国人均GDP长期处于世界前列。美国的科技驱动及整体创新驱动，使其打造一大批高附加值就业机会。可以说，美国的范式有非常深的新质生产力的烙印。
无可置疑，中国已经是制造大国。中国在2010年超越美国、14年以来蝉联全球制造第一大国，2023年制造业附加值4.66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额的28.8%，超过排行第二到五位四个国家（美国、德国、日本和印度）的总和。然而，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解决。作为发达国家之中第二和第三人口大国，2023年日本人口1.2亿，德国人口8842万。德国、日本这两个制造强国的实践及探索，也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德国不仅有诸多世界级的大型企业，比如大众、宝马、奔驰、德国电信、安联保险集团等，而且拥有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之中佼佼者虽名不见经传，却在各自的行业内占领全球市场的垄断地位，真正展示了德国制造的实力，被称为全球“隐形冠军”。
截至2022年4月，德国有1573家“隐形冠军”企业，占全球总量的49%。强大竞争力的“隐形冠军”，创造了一系列高附加值的就业机会。在薪酬体系上，德国的“隐形冠军”企业与《财富》“世界500大”企业相媲美。成立于1946年的科尔伯-豪尼（Körber-Hauni）是全球顶级卷烟机器制造商，其机械装配工年薪约4.8万美元。德国的“世界500大”公司之一，西门子的装配技术人员年薪约在5.8万美元。
双元制教育是支撑德国制造业的一个基石。所谓双元制教育，即教育体系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平行进行，学生在学校接受专业理论和基础文化知识培训，同时在企业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德国前总理科尔认为，“发达的职业教育是德国经济在战后崛起的关键。”欧洲是一次及二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工业基础雄厚，门类齐全，产业链完整。双元制教育所培养的优秀技工，有助于德国夯实工业制造的基础，支持包括隐形冠军在内的企业创造高附加值、从而回馈给从业者丰厚的报酬，并且进一步吸引人才、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形成正循环。对中国来讲，双元制教育有高度的可复制性和可借鉴性。
高端制造同样为日本创造了大批高收入就业机会，独特的“匠心”精神及诸多长寿的家族企业，使得日本企业在诸多行业的沉淀非常深厚。日本独特的精细、专注、代代传承的“工匠精神”，形成了在诸多领域的深耕。观察世界长寿企业，日本独领风骚。根据日经BP咨询在2022年的数据，在全球经营超过200年的企业中，有1388家属于日本，占比达到65.2%。以上特点有助于日本培育出一批有口皆碑的世界级企业。日本在包括材料、机床、精密制造、光学及半导体前后工序等多个领域创造了一批高附加值就业机会。
近年来，日本的基础研究进展不容小觑，这也为日本高端制造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截至2024年，日本共有30位诺奖得主，其中26位为自然科学奖（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得主。此外，日本还有三位数学菲尔兹奖得主。
实际上，在德国、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制造业发展的初期，也走过学习、模仿与复制的道路，德国、日本制造的产品也曾被贴上质量低下的标签。可以说，基于成本的价格竞争，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性选择。德国、日本走向制造强国的经验和模式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德国“双元制教育”模式可能更容易被学习和复制。
法国、意大利企业所擅长的竞价策略之一是依仗精美的设计把产品打磨成艺术品，并和引领全球的品牌建设结合形成组合拳，成功地践行了“越来越贵”的价值竞争。这和中国企业流行的基于成本优势的、“越来越便宜”的价格战打法形成鲜明对比。这使得法意企业即使在看似“不起眼”的行业（纺织、时尚、家具、食品等）也能够打造出众多的高附加值就业机会。比如，2023年LVMH集团员工约21万人（其中在法国的员工约为4万人），平均年薪约为9.2万美元。
同时，法国、意大利诸多企业建立了在奢侈品领域的主导地位。德勤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奢侈品100强之中，意大利以23家公司位居各国榜首。根据市场调研机构凯度的研究报告，2024年十大最具价值的奢侈品牌中，法国占据六席，意大利占据两席，LVMH集团位居榜首。根据福布斯富豪榜的排名，2024年1月，LVMH集团的董事长兼CEO（首席执行官）阿尔诺，一度以2076亿美元的净资产成为全球首富。LVMH集团在2023年的营收为862亿欧元，营业利润为228亿欧元，营业利润率约为25.6%。
目前，中国制造业的主流战略还是倚重基于成本的价格战，即我所谓的“向下思维”。中国制造为世界提供了诸多物美价廉的产品，这对于遏制全球通胀、提升世界人民生活水平，尤其是改善全球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质量作出了重大贡献。法国、意大利企业通过在设计及品牌打造方面践行价值竞争（“向上思维”），能够在许多行业（包括鞋子、袜子、打火机制造的“非主流”行业）打造一批高附加值就业机会，这也值得我们观察和思考。
面向未来，打造高附加值就业机会，对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发达国家，以及实现高质量发展、走向富强，都是一个必要条件。我们在财富“世界500大”企业数量上已经可以和美国并驾齐驱，未来需要有更多的中国企业通过打造高附加值就业机会来实现高质量发展。对于人口大国的中国，无论是美国基于硬科技创新及系统创新的模式、德国和日本的制造强国的范式（尤其是德国双元制教育模式），还是法国和意大利的设计及品牌主导的策略，都值得我们观察、学习及借鉴。
文章首发于:《财经》杂志2025年刊——预测与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