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文明是多极世界文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儒家文化也是东亚文明的内核，中国大陆、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以及中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八个国家和地区，都对儒家文化有一致认同感。
参考“盎格鲁圈”（Anglo Sphere）的提法，笔者提出“儒家圈”（Confucian Sphere），其内部经济关系与结构可称为“儒家经济圈”（Confucian Economic Sphere，CES）。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2016年儒家经济圈（CES）名义GDP总量达到18.9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18.57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
曾几何时，儒家圈是世界的“中心”之一，中国则是儒家圈“中心”的“中心”——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32.9%，远高于西方国家总和。是次，儒家经济圈GDP重回世界第一，仅中国大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30%，又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宰力量之一。
着眼于全球化竞合和中国再崛起，笔者认为发展与巩固儒家圈的文化认同感，整合与分享儒家经济圈内部资源，可能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行动。
儒家圈的文化认同
儒家圈具有显著的文化同根性，其根植于中华文明及儒家思想，长期以中国的发展引领为文化认同的轴心。儒家圈在发展模式、社会结构、信仰和文明、文化和文字等许多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与“盎格鲁圈”大为不同，这或许也是受儒家思想中“和而不同”理念的影响，求同存异，各有精彩。
儒家圈在以下几方面表现出的文化认同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第一，重视教育，培养了人类有史以来数量最庞大的优秀劳动者。
杜维明先生指出，儒家思想对教育的重视，可以被视为一种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在儒家圈，始终有“言传身教”的家教训念，即使在21世纪仍被恪守传承。东亚经济奇迹，离不开教育的普及和高素质劳动力。
第二，勤勉、务实、肯干的传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儒家追求的是此世的价值实现而不是来世或者彼岸，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儒家圈的人在此世勤勉工作。韦伯说，“中国人的勤勉与工作能力一向被认为是无与伦比的。”这一点与基督教新教徒的勤勉精神，可谓殊途同归。
第三，重学习的传统。
无论是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佛教，都有专业的布道者，有明显的自上而下的布道和服从教义的传统。儒家的学习理念则不同，“三人行必有我师”，“虚心使人进步”，这些观念反映出儒家勤勉、开放、包容的学习观。
我们看到，儒家圈的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和员工，都有显著的勤勉和学习的传统。从技术到管理，从器物到思想，他们会抱着开放的学习态度，博采众长、与时俱进。在日益复杂多元的全球化竞争中，儒家中庸包容的重学习的态度，或许更有助于以思想和文化为基础，以经济为手段，成为构建世界新秩序的积极力量。
第四，儒家勤俭持家。
与世界各主要文明体相比，勤俭持家是儒家最具显性特征的社会文化现象之一。勤俭持家的一个表现是社会及家庭储蓄率相对较高。目前，中国居民储蓄率接近50%，居民储蓄余额近45万亿元人民币，均为全球最高。
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量是个资金的蓄水池，能够为长期投资带来充足的良性资本，这是儒家经济圈特有的经济增长潜能优势。
图表1：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储蓄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虽然儒家圈在思想和文化上有同源性，但由于发展模式的不同和地缘政治的复杂性， 儒家圈内各民族国家的关系、地区之间的关系在过往的几个世纪中都比较复杂，如日韩之间，中日之间，南北韩等等。
同时，学界分析认为在儒家的主要思想价值中，中日韩有不同的取向。日本强调“忠”， 韩国强调“义”，而中国更重“孝”。更不能忽视的是，儒家圈内的各国和各地区的政体和社会管理机制差异性非常大。
中国大陆致力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港澳地区采取“一国两制”的模式。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和越南的政体也各有不同。
儒家经济圈的耦合度
在世界发展史中，以中国为核心的儒家圈曾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引领世界发展。西方工业革命后，中国开始逐渐衰落，儒家圈的整体发展也滞后于西方。以英美德法为代表的西方快速崛起，世界发展格局转为西方引领东方。
二战之后，日本及东亚“四小龙”的崛起唤醒了东方，中国大陆经济在过去30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则一步步夯实了儒家经济圈的全球地位。
2016年，儒家经济圈GDP总量超越美国，重回世界第一；且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这一领先趋势在未来几年中将得到延续。
图表2：1980年以来儒家经济圈及世界主要经济体GDP总量（十亿美元）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17年10月更新
注：2016年以后数据为预测值
儒家圈GDP重回世界第一是一件具有着深刻战略考量价值的标志性事件。
第一，儒家经济圈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30%，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支主导力量。
中国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是根之所在。2016年中国大陆GDP约占儒家圈经济总量的60%，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主力，中国经济的中心地位使儒家经济圈的内涵价值更加凸显。回看历史，儒家圈的发展与曾经的辉煌也主要是围绕中国的经济实力而实现的。
第二，儒家经济圈内部的经贸与投资关系拥有非常高的耦合性，经济发展的相互依存度比较高。
除中国澳门外，中国大陆是儒家经济圈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对外直接投资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日本是中国大陆最大的FDI来源国，中国也是韩国第二大FDI投资目的地。
近年来，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等金融融投资体系的建立，将会对世界投资贸易体系格局产生深刻影响。儒家经济圈内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阶段、贸易互补性、战略资源禀赋差异性及区位优势，都使该地区成为“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比较理想或优先发展的经济区域。
图表3：儒家经济圈内各经济体的贸易伙伴关系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库
第三，儒家圈各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交通管理和物流体系的运转效率相对较高，经贸合作的交通中转枢纽地位突出。
儒家圈内各经济体较为相近的地理优势又进一步增强了内部经贸往来的利益前景。
在2016年世界机场排名中，北京首都（第2位）、东京羽田（第5位）、香港赤鱲角（第8位）和上海浦东（第9位[1]）跻身全球十大繁忙机场。此外，广州白云（第16位）、新加坡樟宜（第17位）也排名靠前。
在2016年世界十大港口排名中，有七个来自于中国大陆，而除阿联酋迪拜港之外，九大港口全部来自于儒家经济圈，分别是上海港（第1名）、新加坡港（第2名）、深圳港（第3名）、舟山港（第4名）、香港港（第5名）、釜山港（第6名）、广州港（第7名）、青岛港（第8名）和天津港（第10名）。
第四，儒家经济圈拥有显著的人口红利优势。
人口总数达16.81亿人，是欧盟人口的3.3倍，美国的5.4倍，印度的1.4倍。相近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相对根源性的文化认同，加之近邻关系和便捷的交通，这些要素叠加人口优势，已经在旅游服务市场产生了市场红利。
目前，中国大陆是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等儒家圈“兄妹”第一大入境旅游客源地。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数据，当前中国大陆游客最热门的10大目的地国家和地区分别为泰国、韩国、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印度尼西亚、越南；
人气最高的前十大目的地城市是：曼谷、首尔、香港、台北、新加坡、东京、大阪、吉隆坡、清迈、澳门。可以看出，儒家圈对中国游客的吸引力一目了然。
在中国入境游方面，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日本、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中国澳门、越南等国家和地区位列十大客源地，儒家“兄妹们”全部入围。
不仅中国游客偏爱儒家圈，儒家圈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旅游往来关系也很紧密。比如，新加坡入境游客人数排名前三位的来源地是中国大陆、日本和韩国；韩国入境游客前三位是中国大陆、日本和美国；日本排名前三的是中国大陆、韩国和中国台湾。
第五，广泛、频繁且特色鲜明的文化交流，折射出儒家圈的文化同根性，是儒家圈文化交往与经济合作的重要纽带。
改革开放后，港台影视剧、日剧及动画片、韩剧乃至新加坡电视剧等，是深受中国大陆消费者喜爱的海外文化产品。近年来，“甄嬛传”、“步步惊心”、“还珠格格”等国内热播影视剧，在儒家圈内部也有较高热度。日本动漫、韩剧、港台歌星、中国历史剧等，在儒家圈内有着广泛的消费热度；书法、绘画、文学、围棋等文化形式，在儒家圈普通民众中同样拥有很高的认可度和参与度。
尽管儒家圈内各经济体在政治体制、社会文化、发展模式等多方面有很大差异，但在文化根源和现实的经济利益等方面，藕断丝连，交融互利，相生相伴。
儒家圈内显著的耦合关系决定了，其庞大的经济体量同时拥有较强的结构性张力，持续增长能力也很强。
求同存异，共谋发展
近几年，儒家圈内不同经济体间多有隙缝，分歧多于共识，错失了一些重要的战略合作和发展机遇。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和而不同”是儒家思想里最为精髓的发展理念之一。历史上，儒家圈和谐发展，皆因“不同”而趋利相“和”。这些年由于缺乏对趋利相和的战略认同，儒家圈内将合作共赢的“资产”变成了阻碍发展的“负债”。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儒家圈内不同经济体需要跳出自身相对狭隘的发展思维格局，在全球视野下以文化的同根性和经济上的高度耦合性，求同存异、凝聚共识，共谋发展。
首先，为建立广泛深远的战略合作，儒家圈内各经济体应秉承“和而不同”的理念，将发展差异化视为一种互补优势，增强相互之间的沟通、学习和交流。
日本是儒家圈乃至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日本社会有许多发展经验、管理方法和资源积累优势，都值得儒家圈的其它国家和地区学习与借鉴。
日本国民的教育与素质良好，社会以中产阶层为主，和谐程度相对较高，践行了“敬天爱人”与“天人合一”的儒家理念。日本的基础研究实力令人瞩目，近年来产生了数十位诺贝尔奖得主，科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较高。
虽然日本常常被看作是一个文化独特且封闭的国家，但事实上，19世纪以前日本一直向中国学习，明治维新后又向欧美学习；日本其实是一个不断追求向外学习、消化吸收继而实现自我发展的国家，在东西贯通与古今融合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种绝对的开放与相对的保守，也是前文所谈到的儒家文化重学习、务实、中庸的表现。
在全球化时代，日本产生了一批世界级企业，如丰田、新日铁、日本精工轴承等等，也产生了像JIT， TQC，5S管理以及精益制造等影响世界的原创管理思想。日本社会走过的发展道路及所取得的成就，非常值得儒家圈内其他经济体学习。
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是曾经的“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方面，亚洲四小龙是为数不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后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
韩国拥有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其企业发展主要学习和效仿了日本模式，也产生了三星、现代汽车等一批世界级企业。
华人和华裔占多数的新加坡是在夹缝中发展起来的现代化国家，在融合东方文化与西方社会制度方面有很多成功经验。同时，新加坡在管理东西方政治关系与谋求合作共赢发展目标方面，巧妙地运用了“和而不同”的理念，值得儒家圈内其他经济体学习。
与新加坡相似，中国香港的社会管理体系融合了儒家之道与西方之术，其在城市建设与管理方面的很多经验值得借鉴。
其次，凝聚共识，积极构建一体化经济发展体系和商业合作协作机制。
儒家圈内各经济体应高度重视彼此间紧密且庞大的经济利益，以及细丝相连的经济耦合度。
一方面，积极构建儒家经济圈的自由贸易体系以及相关的投资、汇率、清算制度等。在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重点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早日实现10+3自由贸易发展格局。
另一方面，秉承“和而不同”的理念，充分发挥勤勉工作、开放学习和注重教育等儒家文化力量及由此形成的独特劳动力资源禀赋优势，加快促进儒家经济圈劳动力市场和知识经济的自由流通，使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能够协同发展。
第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笔者提出儒家经济圈的战略构想有长远和全球延展的战略思考。众所周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发展动荡不安。
一方面，美英式的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日渐式微。新兴市场崛起、地缘冲突、文明冲突、反全球化浪潮等，世界发展格局在矛盾与冲突中潜藏新旧势力的博弈，世界需要形成新的发展共识，建立起新的发展模式、全球治理模式和社会契约关系。另一方面，面对环境恶化等一系列人类可持续发展挑战，世界发展需要一套新的理念支持。
人类发展的历史和经验表明，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发展依靠创新，需要引领者，一个有经济规模和思想影响力的引领者。笔者提出的儒家经济圈，从地域、文化、经济、创新力等多方面看，是当今世界最具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的经济共同体。
如果儒家圈协同发展的战略构想得以实现，儒家经济圈的内部协同效应不断被夯实，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与创新发展的核心力量之一，对全球经济稳定发展是具有非常现实意义的。
更为重要的是，儒家经济圈秉承“和而不同”的发展理念取得的成就，将可能成为引领世界变革的一个重要发展思想和理念。
一方面，儒家圈建立的广泛、紧密且相互学习与包容的发展机制，会对日渐增强的反全球化主义产生正面的影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儒家圈共同努力成为“再全球化”的有力推动者，促进新一轮的全球化发展，实现人类的共同繁荣。
另一方面，儒家圈还可将先哲“天人合一”的理念带到全世界，为全球关注的地球保护行动和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提供一种发展思路和解决方案，这或许可以开创一个人类发展的新时代。
笔者相信，一个日渐强大、繁荣、文明、和谐的儒家经济圈，无论是发展成就还是发展理念，或许会普惠于世界。这些成就的背后，离不开儒家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中国而言，这不啻为向世界展现文化自信的最佳例证和实践。
文章来源：《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