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企业应对全球化的最大挑战，不仅仅是管理与技术对接，最难也许是最重要的是价值的对接，以及中国企业商业道德的重塑。
前段时间，我在国内一个大城市出差时哮喘病发，到一家区级的国有医院看急诊。值班的医生在止住了我的哮喘之后，其目的马上转移到把世界上最贵的药都开给我吃，把世上最贵的药都打到我身体之中。这位医生的价值取向已经不是把我的病尽快治好，而是想从我这个病上获得最多的利润与榨取最大的剩余价值。为医者，不再有“医者父母心”，反把患者当作刀俎下的鱼肉。
这件事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震撼。在这种有关人身安全的重要行业，如果医院与医生的道德底线可以如此轻易地被突破，给世人带来的威胁是可怕的。这种价值取向的偏离，可能很难靠技术和管理的改进来解决。
事实上，这种不顾道德底线牟利的行为，不仅仅局限于一个行业，正如最近流行的一条手机短信：从大米里我们认识了石蜡；从火腿里我们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里我们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我们认识了福尔马林；从银耳里我们认识了硫磺；从奶粉里我们认识了三聚氰胺。在利益的诱惑下，有多少企业把持不住，突破道德底线，舍义逐利？
三聚氰胺事件的发生，迫使我们必须全面反思我们的商业体系究竟哪里出了问题？早在2007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宠物食品中，就发现了三聚氰胺。此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检测设备，都无法检测出这种成份，因为，相关检测机构此前根本不可能想到，竟然有企业会将三聚氰胺加入到食品中。但在此次“毒奶粉”事件中，除三元之外的22家主流企业，都难逃干系。
毒奶粉事件极大地重创了在“中国制造威胁论”之后中国企业苦苦维系的中国品牌形象。在以中国食品为主的日本，很多商店已经将中国食品下架，75%以上的日本市民发誓不再吃中国食品，在韩国，食品医药监管局宣布在中国制造的十款食品中检出三聚氰胺。韩国市民对于中国食品普遍失去信任，韩国总统李明博甚至将中国食品与毒品一起，列为未来韩国加强惩罚的领域。由食品领域的怀疑，很容易延伸到对于中国产品的普遍怀疑。
海外市场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连婴幼儿产品都会出现“毒奶粉”事件，那么还有什么道德底线是一些中国企业不能突破的？这一事件对中国企业的负面影响要用怎样的努力，要用多长时间才可能消除？
“毒奶粉”事件引起了中国政府高层的极大关注。温家宝总理在美国接受《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一个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只有把看得见的企业技术、产品和管理，以及背后引导他们的理念、道德和责任，融合在一起才能构成经济和企业的DNA。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和资本天然而正当的属性。但是，一个企业要赢得社会的承认和接受，对于道德底线的尊重与遵从，是其先决条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诞生了一大批富有潜力的企业。在商业社会初期，由于法制的不完善和监管的缺失，商业规则尚未建立，使一些企业的不道德行为没有得到有效制约，很多企业“经济人”过度偏执与迷信，忽略了企业对于社会的责任，也罔顾企业的道德，坑蒙拐骗、假货横行、不讲诚信等潜规则流行。直到今天，在我们的商业规则逐步建立，法制逐步完善过程中，由于惯性，很多企业仍然无法彻底告别以往突破道德底线的做法。
中国企业面临的最严峻问题，不仅仅是技术，管理和创新，而是道德问题。中国企业一直大而不强，难以产生伟大的商业机构，缺少对于道德底线的遵守，也许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如果我们个人与机构漠视道德底线，我们多年构建的商业大厦可能轰然倒塌。几代人奋斗而获得的品牌与声誉可能会毁于一旦。发自内心的对道德底线的认同与重视是一个企业被国际商界接受的必要条件。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有任何侥幸的心态。也许我们要努力奋斗很多年，才能赢得世界民众对中国产品的接受与信赖。但是，这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必然之路。
也许我们对于道德底线的坚持，意味着对于眼前局部利益的牺牲，但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持续而久远的发展，出现一批源自中国的倍受全球尊敬的商业机构。近年来我一直强调的是：民族企业应对全球化的最大挑战，不仅仅是管理与技术对接，最难也最重要的是价值的对接，以及中国企业商业道德的重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