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财富》杂志每年评选出的“世界500强”，已成为全球范围内衡量公司竞争力中最具影响力的指标之一，也是对各国经济全球化程度与竞争优势的体现。50多年来，上榜公司的几番兴衰更替，也反映出主流商业社会的发展趋势。研究它的变化，或许能对拓展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思路有所助益。
1945年，第一份500强名单基本是一个制造业公司（manufacturing enterprise）排行榜。换句话说，那时是制造业的天下，企业竞争的核心体现在制造技术、生产规模、资产大小等方面。而技术创新尤为重要，它可以直接增加社会供给。不过，《财富》杂志很快对排行榜做出了补充，在1946年加入了银行、保险、运输、零售业及其他服务行业的年度排名。1983年，它又将各服务行业排名合并成为《财富》服务业500强，并于1995年与制造业公司排名合并，成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世界500强”排行榜。
“世界500强”排行榜的两次合并与排名规则的调整，以及排名范围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延展，很好地诠释了全球化发展趋势与企业间竞争本质。表面上看，制造业公司不再占据500强核心位置，越来越多服务型企业上榜。目前，世界500强中纯粹意义上的服务型公司平均比例已接近60%。如果将GE这样多元化集团的金融服务也计入服务业务，500强服务收入比重接近75%。
实际上，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被认为是“后工业时代”全球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而这一特征背后最为重要的变化是，借助于并购与行业整合，大型企业间正建立起一种密切的网络关系。通过换股收购，500强间实现了强强联合，全球化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也正在一步步形成。统计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500强企业并购案中服务业占到60%，其中金融企业间并购占到42%。而就在今年4月底，英国第三大银行巴克莱银行（Barclays）与荷兰银行（ABN）之间达成价值910亿美元换股并购案，再次刷新全球银行业并购记录。
服务业整体崛起的另一个原因是，全球商品过剩与财富增加。日趋激烈的竞争使企业生产出的产品收益大幅减少，越来越多制造企业开始立足市场，通过增加相关产品服务来提升公司收益水平。于是，商业模式创新、产业链整合在企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这方面，GE与IBM公司从传统制造商向综合服务商的转变，很有代表意义。
GE公司由爱迪生创建并以技术起家。在杰克•韦尔奇担任公司CEO的20年中，领导GE完成了993次并购，将GE从一家纯粹的技术型工业公司发展为多元化集团。目前，GE拥有商务金融服务、消费者金融、工业、基础设施、医疗、NBC环球等六大业务集团。其中，商务金融服务、消费者金融服务、NBC环球三大集团从事纯粹服务型业务，其收入与利润已占全集团收入与利润的近50%，金融服务平均ROE已超过26%。此外，目前在GE公司收入中占比例最大的基础设施业务中，收入与利润中的很大比例来自于出售相关产品后的增值服务。目前，GE基础设施业务在全球范围内已经签订了810亿美元长期服务合同，年收入超过200亿美元，为未来开掘出了高利润收入的泉源。
IBM公司是一家被称之为“伟大”的公司。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它是公认的技术性明星，该公司因在信息技术方面的一系列伟大发明而被誉为“蓝色巨人”。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IBM公司陷入“技术创新”的陷阱。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拓展计划，IBM公司的技术优势在“Wintel”联盟面前黯然失色。90年代初开始，IBM在前首席执行官郭士纳（Mr. Gerstner）的带领下开始了艰难的战略转型。公司经过一系列并购，从单纯的信息产品制造转向为以信息服务为主导。2005年，在IBM公司911亿美元总收入中，全球服务收入的贡献高达474亿美元，占52%。在1992年这一比例只有25%，且基本来自于美国本土，而当年的硬件销售占到了55%。
世界500强排名规则及潜藏商业竞争规则的变化，是全球化对中国企业提出的挑战。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中国企业的全球定位与竞争策略。我们需要意识到：一方面，在金融资本的“串连”下，服务业整体崛起是对传统制造业内在价值的延伸与提升。产业链中价值创新的核心环节越来越多出现在服务环节；而另一方面，全球公司网络的形成让任何一家跨国公司都需要努力做到整合全球资源，以实现公司的有机增长。
近年来，中国企业显得偏执于技术，过度信仰科技对企业发展的决定意义。技术的重要性无可置疑，它是50年来工业化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动力。客观而言，核心技术是诸多制造业企业不可或缺的竞争力。在封闭型经济环境与商品短缺时代，技术能力的重要性尤为突出。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所分析的那样，富有竞争力的企业，已将竞争重心从单纯的“技术”层面，转移到了对人才、资源和资本等有效整合层面。尽管技术依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强大的公司网络下，已被越来越多500强视作服务创新的工具之一。其关键所在是，企业是否具有系统性资源（人、财、物）整合能力，以及产品、流程和业务模式创新能力，以此把技术的作用真正地发挥出来，进而提升企业整体价值。
我对“世界500强”排名变化的研究立意恰在于此，并非单纯意义上大力倡导发展服务业，而是希望中国企业超越对科学技术的单方面重视，更加关注伟大的商业机构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真正推动作用。正如《财富》杂志在“500强排行榜”推出50年之际的系列纪念文章中指出那样，市场经济伟大之处不仅仅是技术创新，而是创造了一批批伟大的商业机构。世界500强公司，就像是一个富有弹性的商业资源性网络。《基业长青》作者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也指出，人类历史上，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发明其实并不是技术或产品，而是社会发明。而作为20世纪的产物，现代企业制度也属于此类发明。
如今的“世界500强”公司之所以备受瞩目，是因为这些公司懂得如何调动和配置资源，懂得如何组织和利用人的聪明才智，在面对各种商业与社会环境时能够随机应变，并能应对在全球范围内生产、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方面的前所未有的复杂问题。他们具有蓬勃的创新活力、超群的资源整合能力、优秀的管理能力。即使在核心技术占重要地位的世界顶级商业机构中，技术——不论是自己发明的还是买来的——只是企业需要整合的N个重要元素之一。
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在社会各界关注中国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处处受制于人的时候，却可能忽略掉那些对企业发展壮大更为重要的竞争元素。由于中国企业匮乏在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主流市场参与“阵地战”竞争的管理队伍、人才及经验，加上“中国威胁论”，使得一些拥有核心技术的中国企业在主流市场中占得一席之地的过程充满坎坷，相当艰难。众所周知，主流行业与主流市场的交叉是跨国公司竞争战略的重中之重。要想切入主流市场或主流行业，需要企业从整体上具备较强的系统整合能力，其难度和复杂程度远超过对核心技术的掌控，因此，其带来的挑战不容低估。华为公司进入美国市场与思科公司的遭遇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全球化经营方面华为是我国民族企业的一面旗帜，在核心技术研发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但目前华为公司海外市场依然局限于亚非拉等非主流市场，至今仍未能成为欧美日等主流市场中真正有影响力的竞争者。中国企业在人才、视野、管理全球营运公司的经验及管理创新能力等方面与世界级企业存在着巨大差距，而这些差距将会大大削弱我们技术上进步所能带来的实际效益。
据OECD统计，2006年中国研发投入增幅超过20%，预计将达1360亿美元，有望首次超过日本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研发投入国家。暂且不论巨额研发投入的实际效率（这不是本文讨论的话题），但即使我们有了顶级技术，如果没有一批有实力的商业机构将技术产业化，那么技术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亦是非常有限的。更进一步而言，即使中国本土企业拥有了一些核心技术，但缺乏与之关联的管理和市场整合能力，也难以在发达国家主流市场实现实质性突破，更不要说整体性突破了。这样，匮乏来自主流市场的现金流和利润，核心技术的更新换代就难以为继，顶级技术、核心技术就很难有效的转化成财富效应，中国企业的世界梦也难以实现。
值得一提的是，过于重视科技，会限制我们发展民族企业的视野和思路。目前，美国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已达到80%，欧洲为60%以上，印度为51.2%，而中国大约为40%。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对于解决就业、激活消费、拉动内需有着非常直接的作用。美国经济是个很好的例子，发达的服务业支撑了就业率，使国内消费持续旺盛，推动了美国经济长期发展。如今，美国的商业明星不再是通用汽车、美国钢铁公司等昔日“制造业大王”，取而代之是沃尔玛、花旗银行、高盛集团、星巴克及Google、雅虎等服务型公司，而这些企业并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核心技术。我们还是欣慰地看到，以沈南鹏、江南春、马云、丁磊、李彦宏等为代表的中国第二代新型本土企业家群体，超越科技，关注商业模式的复制与创新，把握市场变化，在高科技、互联网、商业等产业内，已经有了不俗的表现。比如，江南春所创建的分众传媒公司（Focus Media），仅有5年历史，但其目前在纳斯达克股价对应公司市值达到了44亿美元，有华尔街分析师借助巴菲特内在价值投资方法测算，分众传媒市值为278亿美元。现在，中国第二代企业家所创建的许多公司，无论是在市值还是在个人财富都已表现出对传统制造公司的强劲超越之势。
总而言之，中国经济纵深发展，中国企业要想整体崛起，需要超越对科技的关注，从更宽广的视角探讨中国经济和民族企业的发展之路，我们应更多地关注并发展出一批伟大的商业机构。
